1991年高烧危机,女厂医一针退烧,温暖回忆中的医疗奇迹

1991年,你因为高烧不退,去了工厂的医务室。女厂医看着你痛苦的样子,安慰你说:“别担心,我这针最能退烧。”她的语气中充满了自信和关切,让你感到一丝安慰。
你躺在治疗床上,看着女厂医熟练地准备着针剂。她的动作麻利而准确,仿佛已经治疗了无数类似的病例。你闭上眼睛,深呼吸,试图让自己放松下来。
突然,针头刺入了你的皮肤,你感到一阵轻微的疼痛。但女厂医很快就完成了注射,并且用酒精棉球轻轻按住了针眼。你睁开眼睛,看着她微笑着说:“好了,现在感觉怎么样?”
你感觉身体稍微有些发热,但高烧的痛苦已经减轻了不少。你感激地对女厂医说:“谢谢你,你的针真的很有效。”
女厂医笑着摇摇头说:“不用谢,这是我的职责。以后要注意身体,别再让高烧折磨了。”她的叮嘱让你感到温暖,也让你意识到自己的健康问题。
从那以后,你更加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,定期锻炼,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。而女厂医的形象也深深地留在了你的记忆中,她的专业和关怀让你至今难以忘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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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夏天,热得像个巨大的蒸笼,连风都是烫的。

我躺在工厂宿舍的硬板床上,感觉自己是蒸笼里一只快要熟透的包子。

汗水把草席浸得黏糊糊的,像是刚从糖水里捞出来。

脑子里嗡嗡作响,像是有几百只蜜蜂在开会。

眼前的景象也开始打转,天花板上那只孤零零的灯泡,一会儿变成两个,一会儿又变成四个,跳着奇怪的舞蹈。

我知道,我发烧了。

烧得不轻。

同宿舍的王胖子用他那蒲扇一样的大手摸了摸我的额头,立马缩了回去。

“我的娘,你这头能煮鸡蛋了。”

他咋咋呼呼地喊着,声音在闷热的空气里显得特别刺耳。

“赶紧去医务室,找林医生看看。”

我挣扎着想爬起来,但浑身骨头像散了架,每一寸肌肉都在叫嚣着疼痛。

王胖子架着我,我几乎是把整个人的重量都挂在了他身上。

从宿舍到医务室的路不长,但我感觉像是走了一个世纪。

脚踩在被太阳晒得滚烫的水泥地上,那股热气顺着鞋底往上钻,直冲天灵盖。

工厂里巨大的机器轰鸣声,平时听着是力量,是生活的奔头,现在听着却像是一把钝刀,一下一下地割着我的神经。

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复杂的味道。

机油的腥味,铁锈的甜味,还有食堂飘来的饭菜馊味,混杂在一起,熏得我一阵阵恶心。

终于,我们挪到了医务室门口。

那是一排红砖平房里最靠边的一间,门口挂着一个白底红字的牌子,上面“医务室”三个字已经有些掉漆了。

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,一股浓烈的来苏水味儿扑面而来。

这味道像一道无形的墙,把外面那个喧嚣、燥热的世界隔绝开来。

屋里很安静,只有一台老旧的吊扇在头顶有气无力地转着,发出“嘎吱、嘎吱”的声响。

一个穿着白大褂的身影正背对着我们,在一个玻璃柜子前整理药品。

她听见声音,转过身来。

那就是林医生。

她看起来三十多岁,不算特别漂亮,但很干净,很清爽。

头发利落地挽在脑后,露出光洁的额头和一双沉静的眼睛。

那双眼睛,像两口深井,你看进去,感觉里面藏着很多东西,但又什么都看不真切。

“怎么了?”她的声音也和她的人一样,清清淡淡的,像山泉水。

王胖子把我往一张长条木凳上一放,喘着粗气说:“林医生,他发烧了,烧得厉害。”

林医生走过来,没说话。

她弯下腰,用手背轻轻碰了碰我的额头。

她的手很凉,像一块玉,贴在我滚烫的皮肤上,舒服得我差点呻吟出来。

那是我第一次,感觉到一种超越了病痛本身的慰藉。

“是烧得很高。”她说着,从桌上拿起一支体温计,在酒精棉球上擦了擦,递给我,“夹在腋下。”

我顺从地照做。

那几分钟的等待,漫长得像一个下午。

我靠在冰凉的墙壁上,看着她在我面前忙碌。

她走路很轻,几乎没有声音。

打开药柜,拿出针剂,准备注射器,每一个动作都从容不迫,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韵律感。

阳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,在她白色的衣褂上镀上了一层柔和的金边。

空气中,来苏水的味道里,似乎还夹杂着一丝她身上淡淡的肥皂清香。

时间到了,她抽出体温计,对着光看了看。

“三十九度八。”她轻声说,眉头微微蹙了一下。

“得打一针。”

我从小就怕打针,一听到“针”这个字,头皮就发麻。

我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。

她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,嘴角微微向上牵了一下,那是一个很淡很淡的笑。

“别怕,”她说,“我这儿的针……最退烧。”

她的声音很轻,但每个字都像小锤子,轻轻敲在我的心上。

王胖to子在旁边帮腔:“就是就是,林医生的技术,全厂第一,打针一点都不疼。”

我半信半疑地趴在诊疗床上,心里七上八下的。

裤子被褪下一角,我能感觉到酒精棉球擦在皮肤上,带来一阵冰凉的刺激。

然后,我听见她说:“放松,深呼吸。”

我闭上眼睛,照着她的话做。

预想中的刺痛并没有立刻到来。

我只感觉她用手指在我要打针的地方轻轻按了按,像是在寻找最合适的位置。

那触感很轻柔,带着一种安抚的力量。

然后,就是一阵极轻微的刺痛,像被蚊子叮了一下。

药液被缓缓推进身体,带来一阵酸胀感。

整个过程快得超乎我的想象。

等我反应过来,她已经用棉签按住了针眼。

“好了。”她说。

我愣愣地爬起来,提上裤子,感觉有些不可思议。

真的不怎么疼。

她给我开了些药,用小纸包包好,在上面写上用法用量。

她的字也和她的人一样,清秀,有力。

“回去多喝水,好好睡一觉。”她叮嘱道,“明天再来复查一下。”

我点点头,接过药包,那上面似乎还残留着她指尖的温度。

那一晚,我睡得格外安稳。

针剂的效果很好,后半夜我就出了一身大汗,感觉整个人都轻快了不少。

第二天早上醒来,烧已经退了。

但我还是去了医务室。

我对自己说,是去复查。

其实我知道,我只是想再见她一面。

我去的时候,医务室里没有别人。

她正坐在桌前看一本书,阳光洒在她身上,让她整个人看起来都在发光。

听到我的脚步声,她抬起头。

“退烧了?”她问。

“嗯,退了。”我有些拘谨地站在门口。

“那就好。”她合上书,站起身,“过来我再给你量量体温。”

我走过去,坐在昨天的长凳上。

她给我夹上体温计,然后又坐回桌前,却没有再拿起那本书,只是静静地看着我。

她的目光很平和,不带任何审视的意味,但却让我感觉自己从里到外都被看透了。

我有些不自在,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
“你是新来的?”她先开了口。

“嗯,来了三个月了。”

“哪个车间的?”

“钳工车间。”

“哦,”她点点头,“那活儿不轻松。”

“还行,习惯了。”我挠了挠头。

沉默。

空气里只有吊扇“嘎吱嘎吱”的声音。

我偷偷地看了一眼她桌上的那本书,书皮是牛皮纸包着的,看不见书名。

“喜欢看书?”她好像察觉到了我的目光。

我脸一红,点了点头。

“都看些什么?”

“就……随便看看,《大众电影》《故事会》什么的。”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。

在那个年代,对于我们这些流水线上的年轻人来说,这些就是我们全部的精神食粮了。

她笑了笑,没说话。

那笑容里,没有嘲讽,也没有不屑,只是一种淡淡的了然。

时间到了,她拔出体温计。

“三十七度二,正常了。”她把体温计收好,“药再吃一天巩固一下就行。”

我“哦”了一声,站起身准备走。

心里却莫名地有些失落。

“等一下。”她突然叫住我。

我回过头。

她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本书,递给我。

“这本书,你拿去看吧。”

我愣住了。

那是一本很厚的书,书页已经泛黄,边角也有些卷曲。

书名是《平凡的世界》。

“我……”我有些不知所措。

“拿着吧,”她说,“我觉得,你可能会喜欢。”

我机械地伸出手,接过了那本书。

书很沉,沉得像一种承诺。

“谢谢林医生。”我的声音有些干涩。

“不客气。”她又恢复了那种清清淡淡的样子,“看完了还给我就行。”

从那天起,我的生活好像被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。

白天,我在车间里和冰冷的钢铁打交道,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。

晚上,我回到宿舍,点上一盏昏黄的台灯,一头扎进路遥笔下的那个黄土高原。

孙少安的挣扎,孙少平的追求,田晓霞的理想……那些人物的命运,像一把把小锤子,敲打着我那颗年轻而又迷茫的心。

我第一次知道,原来生活不只是车间、宿舍、食堂这三点一线。

原来在遥远的地方,有一群人,用那样一种坚韧的方式活着,爱着,痛苦着。

我的世界,被这本书撑大了。

一个星期后,我把书看完了。

我带着书,又去了医务室。

这次,我没有装病,而是光明正大地在门口说:“林医生,我来还书。”

她正在给一个胳膊划伤的工友包扎。

她抬头看了我一眼,点点头:“放桌上吧。”

我把书放在她桌上,却没有走。

等她处理完那个工友的伤口,屋里又只剩下我们两个人。

“看完了?”她一边收拾东西一边问。

“嗯。”

“感觉怎么样?”

“很……震撼。”我搜肠刮肚,才想出这么一个词。

她停下手里的动作,转过身,认真地看着我。

“哪儿震撼?”

我一下子被问住了。

我有很多感受,像一团乱麻,堵在胸口,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。

我憋了半天,才说:“我觉得……孙少平,他活得不认命。”

她眼睛一亮。

“对,”她说,“人不能认命。”

就这么一句话,像一道闪电,劈开了我脑子里的混沌。

是啊,人不能认命。

我,一个从农村出来的穷小子,难道就要一辈子待在这个轰鸣的工厂里,让自己的青春和汗水,都变成一颗颗冰冷的螺丝钉吗?

我不知道。

但从那一刻起,我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。

一颗不甘于平凡,渴望去看看更大世界的种子。

“还有别的书吗?”我鼓起勇气问。

她笑了。

这次的笑容,比上次要明亮一些。

“有。”

她又从抽屉里拿出一本书,递给我。

是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。

就这样,医务室成了我的第二个宿舍。

我成了那里的常客。

有时候是去还书,借书。

有时候,是车间里手被划了个小口子,我也要跑去让她给贴个创可贴。

同宿舍的王胖子取笑我:“你小子,是不是看上林医生了?”

我红着脸,跟他打闹,嘴上说着“别胡说”,心里却乱成一团。

是喜欢吗?

我说不清楚。

我对她,更多的是一种敬畏和依赖。

她像一个姐姐,一个老师,一个引路人。

她用那些书,为我推开了一扇又一扇的门。

我们聊文学,聊音乐,聊电影。

她告诉我,贝多芬的《命运交响曲》里,有一种扼住命运咽喉的力量。

她告诉我,梵高的《星空》里,有一种燃烧的激情和孤独。

她告诉我,这个世界上,除了机器的轰鸣,还有很多更美妙的声音。

我的“发烧”,从身体,转移到了精神。

我开始贪婪地阅读,思考。

我开始在日记本上,写下一些不成形的诗句和感悟。

我感觉自己像一株在黑暗里待了太久的植物,突然见到了光。

我开始拼命地生长,想要挣脱这片贫瘠的土壤。

林医生似乎看出了我的变化。

她话不多,但总能在最关键的时候,给我一句点拨。

有一次,我拿着自己写的几首小诗,忐忑不安地拿给她看。

她很认真地读了一遍。

然后抬起头,看着我,说:“写得还很稚嫩,但有一样东西很可贵。”

“是什么?”我紧张地问。

“真诚。”

又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,却给了我莫大的鼓励。

我开始偷偷地给报社投稿。

一次又一次地石沉大海。

我有些气馁。

她看出了我的沮丧。

那天,我去她那里换药,她突然问我:“你知道蒲公英吗?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蒲公英的种子,要飞很远,才能找到一片适合自己生根发芽的土地。”她说,“不是每一次飞翔,都能成功。但只要不停地飞,总有一次,会落到对的地方。”

我看着她,她的眼睛里,有一种温柔而坚定的力量。

我明白了她的意思。

我没有再说什么,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
那段时间,是我人生中最充实,也最快乐的日子。

白天的劳作虽然辛苦,但心里有了盼头,身体也就不觉得累了。

晚上,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,只有我和书本,还有那个远方的梦想,在进行着无声的对话。

我和林医生的关系,也一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距离。

我们是医患,是师友,但又似乎不止于此。

我从来没有问过她的私人生活,她也从来没有提过。

我只知道,她不是本地人,一个人住。

有时候,我会在她眼睛里,看到一丝一闪而过的落寞。

像秋天的湖面,偶尔被风吹起的一圈涟漪。

但很快,又会恢复平静。

我不敢去触碰那份落寞。

我怕打破我们之间这种刚刚好的平衡。

我只是默默地,把她当成我生命里的一束光。

只要能远远地看着这束光,我就觉得温暖,觉得有方向。

然而,好景不长。

九十年代初,改革的浪潮席卷了全国。

我们这个老旧的国营工厂,也未能幸免。

厂里的效益越来越差,发工资都开始变得困难。

人心惶惶。

先是车间里开始流传要裁员的消息。

接着,一些年龄大的老师傅,开始办理内退。

整个工厂,都笼罩在一种压抑而迷茫的气氛里。

机器的轰鸣声,听起来也像是衰老的叹息。

我的心,也跟着乱了。

我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。

是留下来,等待一个未知的命运?

还是走出去,去闯荡一个同样未知的世界?

我拿着这个问题,去找林医生。

那天下午,下着小雨。

医务室里没有开灯,光线有些昏暗。

她静静地坐在窗前,看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丝。

我走进去,她也没有回头。

“来了?”她轻声说。

“嗯。”

我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。

我们都没有说话,只是听着雨打在玻璃窗上的声音。

“厂里……要不行了吧?”我终于忍不住,开口问道。

她回过头,看着我。

“嗯,快了。”她的语气很平静,好像在说一件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。

“那你……怎么办?”

她笑了笑:“我?我早就该走了。”

我的心,猛地一沉。

“你要走?”

“对,”她点点头,“我来这里,只是暂时的。”

“去哪儿?”我的声音有些发颤。

“回我该去的地方。”她没有说具体是哪里。

那一刻,我感觉我心里的那束光,要熄灭了。

我所有的迷茫,所有的不安,所有的恐惧,在那一刻,都涌上了心头。

我像一个快要溺水的人,迫切地想要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。

“那我呢?”我脱口而出,“我该怎么办?”

她看着我,看了很久。

那目光,穿透了雨幕,穿透了我的彷徨,直直地看到了我的心底。

“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发烧来找我的时候,我说过什么吗?”她问。

我摇摇头。

“我说,我这儿的针,最退烧。”

“可是,”她顿了顿,一字一句地说,“有一种烧,是针打不退的。”

我愣住了。

“你的烧,不在身上,在心里。”她说,“你心里有一团火,烧得你迷茫,烧得你不知所措。这团火,别人帮不了你,只有你自己,才能找到让它平息,或者让它燃烧得更有价值的方法。”

她站起身,走到我面前。

她又一次,用她那微凉的手,碰了碰我的额头。

“孩子,”她轻声说,“你已经退烧了。你该走出这个医务室,走出这个工厂,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了。”

“你的路,不在这里。”

我的眼泪,在那一刻,决堤了。

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情绪。

是离别的不舍,是前途的迷茫,还是被点醒的感动。

我只知道,我心里那颗叫做“梦想”的种子,在她的这番话里,在窗外的这场雨里,破土而出了。

她没有再安慰我。

只是从抽屉里,拿出一个小小的笔记本,和一支钢笔,放在我面前。

“把你的地址写下来。”她说。

我一边抹着眼泪,一边写下了我老家的地址。

“以后,如果你的文章发表了,就给我寄一份样刊。”她说,“让我知道,那只蒲公英,落到了哪里。”

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。

一个星期后,她就离开了。

走得悄无声息。

医务室换了一个胖胖的中年女医生。

又过了一个月,工厂宣布破产。

我拿了最后一笔工资,也离开了那个我待了两年,承载了我整个青春迷茫的地方。

我踏上了南下的火车。

火车开动的那一刻,我看着窗外那个熟悉的工厂大门,在视野里慢慢变小,最终消失。

我知道,一个时代结束了。

而我的时代,才刚刚开始。

我没有辜负她。

我去了深圳,那个当时遍地是机会的城市。

我做过流水线工人,摆过地摊,睡过桥洞。

最苦的时候,我一天只吃两个馒头。

但我从来没有放弃过。

因为我知道,我心里有一团火。

那团火,是她亲手点燃的。

我不能让它熄灭。

我一边打工,一边坚持学习,写作。

我把所有的苦,所有的累,所有的观察和思考,都写进了文字里。

两年后,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,发表在了当地的一家晚报上。

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豆腐块,稿费也只有三十块钱。

但当我拿到那张报纸的时候,我的手都在抖。

我第一时间,去邮局,买了一个信封,把那张报纸仔仔细细地叠好,装进去。

然后,在收信人那一栏,我郑重地写下了她的名字。

林晚。

这是我后来从工厂人事科一个快退休的大爷那里打听到的。

我不知道她能不能收到。

我甚至不知道,那个地址,她还在不在那里。

但我必须寄。

这像一个仪式。

是我对她的一个交代,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交代。

从那以后,每当我的文章发表,我都会给她寄一份。

短篇小说,散文,诗歌……

那些年,我寄出去的信,有厚厚的一沓。

但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封回信。

她像一颗流星,划过我的生命,点亮了我的夜空,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时间一晃,就是二十年。

二十年的时间,足以改变很多事情。

我不再是那个在工厂里迷茫的青年。

我靠着一支笔,在那个陌生的城市里,站稳了脚跟。

我出了几本书,有了一些小小的名气。

我结了婚,有了孩子,有了一个温暖的家。

生活,似乎走上了正轨。

一切都很好。

但我的心里,始终有一个缺口。

那个缺口,是关于她的。

我常常会想起她。

想起她清瘦的身影,想起她沉静的眼睛,想起她说话时清清淡淡的语气。

想起那个下雨的午后,她对我说:“你的烧,在心里。”

这些年,我一直在打听她的消息。

我回过那个早已废弃的工厂。

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荒地,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。

我找过当年那些工友,但他们也都天各一方,失去了联系。

她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

有时候,我甚至会怀疑,这个人,是不是只是我青春期一场高烧里,做的一个梦?

直到去年。

我因为一次采风,去了一个很偏远的海边小城。

工作结束后,我和当地文联的一个老先生一起吃饭。

酒过三巡,我们聊起了文学,聊起了人生。

我鬼使神差地,提起了林晚这个名字。

我说,她是我人生的启蒙老师,是我这辈子最感激的人。

老先生听完,愣了一下。

“林晚?”他看着我,“你说的,是不是那个以前在卫生院工作,后来自己开了个小诊所的林医生?”

我的心,在那一刻,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。

“她……她长什么样?”我的声音都在抖。

“个子不高,瘦瘦的,很安静,不怎么爱说话。”老先生回忆着,“医术很好,心也善,大家都叫她‘林菩萨’。”

是他!

就是她!

我激动得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。

“她现在在哪里?”我急切地问。

老先生叹了口气。

“她啊,几年前就走了。”

走了?

我的脑子“嗡”的一声,一片空白。

这两个字,像两把重锤,狠狠地砸在我的胸口。

“走了……是什么意思?”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,颤抖着问。

“就是……去世了。”老先生的语气很沉重,“癌症,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。”

我的眼泪,再也忍不住,夺眶而出。

二十年。

我找了她整整二十年。

我无数次地幻想过我们重逢的场景。

我会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,敲开她的门。

我会把我的那些书,一本一本地递到她面前。

我会对她说:“林医生,你看,那只蒲公公英,它落地了,生根了,开花了。”

我会告诉她,当年她给我的那一针,真的退了我一辈子的烧。

可是,我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。

那个晚上,我喝了很多酒。

我对着大海,哭得像个孩子。

第二天,在老先生的带领下,我去了她的墓地。

那是在一座面朝大海的山坡上。

墓碑很小,很干净。

上面只有一张黑白照片,和她的名字。

照片上的她,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。

穿着白大褂,头发挽在脑后,眼神沉静,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。

我把一束白色的雏菊,轻轻地放在墓碑前。

我跪下来,抚摸着那冰冷的石碑,就像抚摸着她曾经温暖的手。

“林医生,”我哽咽着,“我来看你了。”

“对不起,我来晚了。”

风从海面上吹来,带着咸湿的味道。

吹动着山坡上的野草,发出沙沙的声响。

像她在对我低语。

老先生站在我身后,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
“她走的时候,很安详。”他说,“她没有亲人,后事是街道和我们这些老邻居帮忙办的。”

“整理她遗物的时候,”老先生顿了顿,说,“我们发现了一个箱子。”

“箱子里,没有别的东西,全是报纸和杂志。”

我的心,又一次被狠狠地揪住了。

“那些报纸和杂志,都被剪裁得整整齐齐。”老生的声音,飘在风里,“每一篇,都是你写的文章。”

“旁边,还有一个笔记本。”

“笔记本的第一页,写着一句话。”

“是什么?”我抬起头,泪眼婆娑地看着他。

老先生说:

“是药医病,书医心。”

“她说,她这辈子,只救过一个人。”

“她说,那个人,退烧了。”

那一刻,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,趴在墓碑上,嚎啕大哭。

原来,她一直都知道。

原来,我寄出的每一封信,她都收到了。

原来,在我看不到的岁月里,她一直都在用那样一种安静的方式,关注着我,守护着我。

她是我生命里的那束光。

她从来没有熄灭过。

只是换了一种方式,变成了天上的星星,永远地照亮我前行的路。

我不知道我在那座山坡上待了多久。

直到夕阳把海面染成一片金黄。

我站起身,擦干眼泪。

我对着她的墓碑,深深地鞠了三个躬。

再见,林医生。

谢谢你,林医生。

离开那个小城的时候,我的心里,是前所未有的平静。

那个困扰了我二十年的缺口,被填满了。

我知道,有些人,遇见一次,就足以照亮一生。

有些恩情,不需要偿还,只需要铭记。

回到家,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。

我翻出那个已经泛黄的笔记本。

那是当年,她送我的那个笔记本。

这么多年,我一直带在身边。

我翻开第一页。

上面是我当年用歪歪扭扭的字迹,写下的那几首幼稚的小诗。

我笑了。

笑着笑着,眼泪又流了下来。

我拿起笔,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,写下了一行字。

“一九九一年,夏,我发了一场高烧。”

“有一个人,给了我一剂退烧针。”

“她说,她的针,最退烧。”

“她说得对。”

“那场烧,退了,就再也没有复发过。”

从那以后,我写作的笔名,从我原来的名字,改成了“退烧”。

很多人问我,这个笔名有什么特殊的含义。

我总是笑而不语。

因为我知道,那不是一个笔名。

那是一个承诺。

是一个纪念。

是我对我生命里那束光,最深沉的致敬。

是啊,人生在世,谁没有发烧的时候呢?

为前途迷茫而发烧。

为爱恨情仇而发烧。

为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而发烧。

我们都是病人。

我们都在寻找那一剂能让自己退烧的药。

我很幸运。

在我最滚烫,最迷茫的年纪,我遇到了我的林医生。

她用一本书,一句话,一个眼神,治愈了我青春里最大的一场顽疾。

她让我明白,真正的退烧,不是驱散身体的热度。

而是点燃心里的火种,然后用一生的时间,让它去燃烧,去发光,去温暖自己,也去照亮别人。

如今,我也到了和她当年差不多的年纪。

我常常会想,如果有一天,我遇到一个像当年我那样发着烧的年轻人。

我会对他说些什么?

我想,我会把我的故事,讲给他听。

我会告诉他:

“别怕,人生这场高烧,总会退的。”

“你需要的,不是一剂抗生素,而是一本好书,一个好的引路人,和一个永远不肯认命的自己。”

“然后,你会发现,那场烧,是你青春里最滚烫的勋章。”

“它会让你在往后漫长而又平凡的岁月里,永远记得,自己曾经那样热烈地,燃烧过。”

这,或许就是林医生,留给我,也留给这个世界,最好的退烧药吧。

我的人生,从那间小小的医务室开始,拐了一个弯,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。

我时常会回想,如果那天我没有发烧,或者,医务室里不是她,而是另外一个医生,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?

也许,我还会是那个在车间里拧螺丝的青年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直到青春耗尽,变成一个沉默的中年人。

也许,我会在工厂倒闭的浪潮中,和大多数人一样,迷茫地走向另一个城市,继续做着一份差不多的工作,为了生计而奔波。

我的人生,会有无数种可能。

但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。

是她,像一个技艺高超的园丁,在我这片荒芜的土地上,看到了那颗不甘的种子,然后用她的智慧和温柔,给了它阳光和雨露,让它有机会破土而出。

她改变的,不是我的命运。

命运这个词,太大,太虚无。

她改变的,是我看待世界的方式。

她让我知道,在钢铁和汗水之外,还有诗和远方。

她让我知道,人的价值,不应该由他所在的岗位来定义,而应该由他内心的追求来定义。

这些道理,听起来很空洞,很像教科书里的说教。

但在那个特定的年代,对于一个像我这样,除了力气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来说,不啻于一场精神上的革命。

她就像那个在囚徒困境里,第一个把头转向洞口,看到了外面真实阳光的人。

她不仅自己看到了,还回过头,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,对我说:“嘿,别总看着墙上的影子,去看看外面。”

我记得,在我离开工厂前,我把她借给我的所有书,都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遍。

在一个个深夜里,宿舍的工友们早已鼾声如雷。

我点着一盏小小的台灯,在一格一格的稿纸上,一笔一划地抄写着。

《平凡的世界》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《红与黑》……

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。

也许,是想用这种最笨拙的方式,把那些文字,刻进我的生命里。

也许,是想在那个即将分崩离析的地方,为自己留下一份可以带走的,永恒的财富。

那些抄写的本子,至今还保存在我的书柜里。

书页已经泛黄,字迹也有些模糊。

但每次翻开,我仿佛还能闻到九十年代那个夏天,空气中机油和汗水混合的味道。

我仿佛还能看到,那个坐在昏黄灯光下,埋头抄书的,年轻的自己。

那个自己,贫穷,迷茫,却又因为那些文字,而眼睛里闪着光。

这些年,我见过很多人,也经历了很多事。

我见过一夜暴富的神话,也见过一夕倾颓的悲凉。

我见过人性中最闪光的一面,也触摸过人性中最幽暗的角落。

我不再是那个非黑即白的少年。

我知道,生活,远比书本里写的要复杂,要粗粝。

但无论世界如何变化,我心里的那份底色,从未改变。

那份底色,是林医生当年,亲手为我调配的。

是善良,是真诚,是对知识的敬畏,是对理想的坚持。

我常常在想,林医生她自己,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?

她为什么会从一个听起来更大的世界,来到我们那个偏僻的,即将被淘汰的工厂?

她的眼睛里,为什么总藏着一丝淡淡的落寞?

她的人生,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?

我不知道。

也许,她也曾发过一场高烧。

也许,她也曾有过自己的迷茫和挣扎。

也许,她来到我们这里,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放逐,或者说,是一种疗愈。

她治愈我的同时,或许,也在治愈她自己。

这些,都成了永远的谜。

但我宁愿不去探究。

我只想把她,定格在我记忆里最美好的样子。

她就是那个穿着白大褂,眼神沉静,声音清淡,会递给你一本书,然后告诉你“人不能认命”的林医生。

她是我生命里的一个坐标。

每当我走偏了,或者走累了,我就会回头看看那个坐标。

然后,我就能重新找到方向,重新获得力量。

我的孩子现在也长大了。

他正处在和我当年差不多的年纪。

青春,叛逆,对未来充满着幻想,也充满着迷茫。

他不喜欢我为他规划的道路,他有自己的想法,自己的追求。

我们之间,因此产生了很多矛盾。

有一次,我们大吵了一架。

他对我吼:“你根本不了解我!你只想让我活成你想要的样子!”

说完,他把自己关进了房间。

我看着那扇紧闭的房门,心里五味杂陈。

那一刻,我突然想起了林医生。

我想,如果是她,她会怎么做?

她不会说教,不会强迫。

她只会静静地看着你,然后给你一本书,或者讲一个故事。

她会让你自己去寻找答案。

那天晚上,我没有再去敲儿子的房门。

我从书柜里,找出了那本我珍藏了多年的,《平凡的世界》。

我把它,轻轻地放在了他房间的门口。

我没有留任何字条。

第二天早上,我出门的时候,那本书已经不见了。

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看。

也不知道,这本书,能不能像当年点亮我一样,也给他带去一丝光亮。

但我知道,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事情。

剩下的,需要他自己去走,自己去悟。

就像当年,林医生对我做的那样。

传承,或许就是这样吧。

不是语言的复述,不是经验的灌输。

而是一种精神的传递。

就像蒲公英的种子,乘着风,飞向远方。

它不知道自己会落在哪里,也不知道会长成什么样子。

但它携带着的,是来自母体的,最坚韧的生命密码。

林医生,就是我的那棵蒲公gong英。

而我,也希望能成为我儿子的那阵风。

至于他未来会飞向哪里,我不知道。

但我相信,无论他飞多远,他的心里,都会有一颗,永不认命的种子。

这就够了。

前段时间,我回了一趟老家。

在整理旧物的时候,我翻出了一个尘封多年的小木箱。

打开箱子,里面是我当年寄回家的,那些发表了我文章的报纸和杂志。

一张张,一份份,按照时间顺序,叠放得整整齐齐。

那是母亲的手笔。

她不识字,但她知道,这些印着铅字的纸,是她儿子的心血。

我一张张地翻看着。

翻到最后,我看到了一封信。

一封没有寄出去的信。

信封已经泛黄,上面的字迹,是我的。

收信人,是林晚。

我打开信封,抽出里面的信纸。

那是我在深圳,最艰难的那段日子里写的。

信里,我写了我的窘迫,我的孤独,我的迷茫。

我写我快要坚持不下去了。

我问她,我当初的选择,是不是错了?

在信的结尾,我写道:“林医生,我又发烧了。”

我看着那封信,愣了很久。

我已经完全不记得,我曾经写过这样一封信。

也许,是当时写完,觉得太颓丧,太丢脸,所以没有寄出去。

也许,是生活很快又有了转机,让我忘记了这次短暂的退缩。

我把信纸重新叠好,放回信封。

然后,我拿出打火机,点燃了它。

火苗升起,把那些泛黄的纸,一点点吞噬。

那些曾经的脆弱和迷茫,都化作了灰烬。

我看着那缕青烟,飘向窗外,慢慢散去。

我笑了。

林医生,你看。

不用你的针,不用你的药。

我自己,也学会了退烧。

这,应该才是你最想看到的结果吧。

人生海海,山高水长。

我们每个人,都只是一叶扁舟。

会遇到风暴,会遇到暗礁,会迷失方向。

但只要心里那座灯塔不灭。

我们终将,能够穿越迷雾,抵达彼岸。

而我的那座灯塔,就是你。

林医生。

林晚。

这个名字,我会记一辈子。

这个故事,我会讲给我的孩子,我的孙子听。

我会告诉他们,在很久很久以前,有一个夏天。

有一个发着高烧的年轻人。

他遇到了一个像菩萨一样的医生。

那个医生,治好了他一辈子的病。

故事的最后,我想用我写的一首小诗,来作为结尾。

这首诗,是写给她的。

也是写给,所有在人生路上,为我们点亮过一盏灯的人。

《那束光》

你来时,

并未骑着白马,

也未身披霞光。

只是穿着一件,

洗得发白的衣裳。

你的手里,

没有经卷,

也没有权杖。

只有一支小小的针管,

和一双,清澈的眼。

你说,别怕,

这针,最退烧。

我信了,

于是,我滚烫的青春,

有了一个,清凉的去向。

后来,你走了,

走向了云,走向了海,

走向了我再也找不到的远方。

而我,

带着你点燃的那束光,

走向了人群,走向了战场。

我用这束光,

看清了脚下的路,

也看清了心里的模样。

我用这束光,

温暖了自己,

也试着,把别人的世界照亮。

很多年后,

我站在山岗,

看人来人往。

我终于明白,

你给我的,

不是一剂药,

而是一扇窗。

窗外,

是星辰,是大海,

是永不落幕的,理想。

谢谢你,

我生命里,

那束永恒不灭的,

光。

发布于 2025-11-09 11: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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